2003年3月18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问题——“新一届政府在5年任期当中，准备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制定什么样的施政纲领”，当即得到温家宝总理的热烈回应，认为“这是一个总理今天应该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是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时间最长、阐述最为详尽的问题。
这位提问者就是崔士鑫。作为中央常备记者，1997以来，几乎历次“两会”，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庆祝建军70周年、建党80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以及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访美巡回演出等重大活动，他都被安排上会或到一线采访。他所采写的稿件，曾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全国维护消费者权益好新闻、全国民族好新闻、全国人大好新闻、法制好新闻等多种奖项。他多次获得“中直机关优秀党员”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事迹被编入《青春的风采——中直机关青年群英谱》。从鸭绿江畔高考状元到中国常备记者——江城骄子的笔墨春秋本报记者 赵旭光（原载2009年7月3日“丹东日报•大周末•非常新闻”） 苍穹之下，高原之上，“圣城”拉萨的阳光亮丽张扬。
结束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西藏日报》副总编辑崔士鑫习惯地站在位于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的办公室窗口前极目远方。云卷云舒，潮起潮落。那时，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在遥远的辽东大地、黄海之滨的一片山顶草坪上，一个小男孩呆呆地坐在那里，面朝大海，心思浩渺。他一直好奇，海的那边有什么？海的那边的那边有什么？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注定要做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在祖国大地处处留下笔墨芬芳……鸭绿江畔的高考状元。
1966年9月11日，崔士鑫出生于东港市椅圈镇尹坨村。
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虽然父亲多年担任生产队长，但是由于家中人口多，一年下来，不但拿不到一分钱，反而还会欠生产队的口粮款。最后累积欠款总额达到了当时简直是天价的2000多元！——父亲感叹说这一辈子怕是还不完了。家中平时唯一可以赚点“外快”的就是给生产队织渔网。也许是好奇心驱使，崔士鑫从七八岁开始，就干上了这一渔村孩子都不大愿意学习的营生，每天盘腿坐在土炕上，费时一个多小时，手挥动2000次，可以赚取几分钱的手工钱。
时间不长，有心的崔士鑫就练就了一门“绝技”。有的人织网时，面对密密麻麻的网眼，两眼紧盯手中的扸子和梭子，还是会织错扣。但是崔士鑫却可以完全凭手感就可以麻利地织网而不会错扣。“盲织”有两点好处，一是天黑织网不用点灯，灯油省了；二是可以织网时把书放在一边，边织边看，一个人坐上半天，也不觉得沉闷。那时候，可以借到的书籍很少，但凡能收集到的破烂不堪、没头没尾的革命小说，还有领袖著作，都能成为他消遣的对象。一次，在外地做工的大哥给他带回一本《唐宋诗选讲》，这顿时成了崔士鑫的宝贝。看得遍数太多，这本书中的所有唐宋诗歌包括优美的解读文字，他几乎都能背下来。
与朋友一起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一直乐观豁达的崔士鑫笑称：织网让他练就了“坐功”，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把读书当消遣的习惯。在西藏日报社给年轻记者编辑们讲学习的重要性时，他说：只要你喜欢把读书当作消遣娱乐，而不是端起架子以为去干什么“正经事”，那感觉与唱卡拉OK或者泡酒吧，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唱歌喝酒，一晚上花上几百元算是节省的了。但用这笔钱买自己喜欢的书，足够你看上半年！省了钱，娱乐了自己，工作或学习中还有可能帮得上忙，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或许由于织网练就的“坐功”和以学习为乐的习惯，上小学后的崔士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班里考试第一名就成了他的“专利”，他自己与别人都习已为常，好像是天经地义。不过，他所在的小学是一所“戴帽中学”，学生们在这里一直念到七年级（初二），初三时才要考到乡里去。初二时，一般中学里早已开了英语课，但尹坨小学没有英语教师。为了应付升初三要考英语，临考之前，小学请来一位初中英语老师，把26个英语字母念了几遍，教了几个单词，指导学生们答题时要会划ABCD选择题，学生们就去参加英语考试了。结果，70分的英语，崔士鑫只蒙了11分，还是小学同学中分数最高的！虽然“瘸腿”一门，他还是考了个全乡第三名。
但毕竟人家已经学过两册英语书了。一进初三，就从第三册学起，与崔士鑫一起从“戴帽中学”升上来的同学都感到吃力。崔士鑫感到，一年时间，再怎么追也是赶不上了，不如就突破最难的一册。于是在第三册也听不大懂的情况下，他全力攻最后一册，力图“赶超”。这册书所有的课文包括课后的习题，都被他生生地“啃”了下来。当年椅圈中学考进东沟二中（今东港二中）的只有3个学生，崔士鑫是其中之一。
1982年9月，少年崔士鑫背着行李、书包，首次“出远门”，赶到了离家30多公里外的东港市。高中时期，崔士鑫是一位活跃分子。他是高一五班的班长，还担任学生会的文体部长，曾经登台以一曲“黄梅戏”，让全校师生笑得前仰后合。高一结束时，他被评为丹东市三好学生。
高一期末，开始分文、理班。因为受了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影响，崔士鑫“理所当然”地选了理科。但是学了近一个学期后，他发现自己虽然喜欢数学，但对什么“加速运动”、“化合作用”之类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尤其是少了平时就喜欢读的历史，总觉得每天空落落的。思索再三，他决定由理科转文科。为此，他还与学校领导闹出了一场“转科风波”，因为校领导认为，不转科他也完全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因为兴趣原因就要转科，纯属“折腾”。但崔士鑫目标一定，就九折不回。几经波折，在别人已经快把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学完了的时候，他才如愿以偿，转到了文科班。
学习的压力是空前的。转科后的第一次会考，他就由原先的“优等生”，变成了全班的第三十几名，接近于倒数。为了追上落下的课程，他开始“恶补”。按学校规定，晚上9点多一点，学生宿舍就必须熄灯，值班老师来回巡查。崔士鑫就趁着早上两三点钟，不会影响同学休息、老师们也不来“巡岗”的机会，偷偷到宿舍外的走廊上，借着头顶上昏黄的走廊灯光，学习和背诵历史与地理课程，等于每天比别人多学两三个小时。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高考结束。冬天的时候，走廊里寒风刺骨，陪伴他的，只有宿舍中同学的鼾声，还有校外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灯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成绩就开始稳步提升，从全班的三十几名提高到十几名，最后稳稳保持在全班第一、全校第二的位置。在高考中更是一飞冲天，取得了丹东市当年高考文科最高分的好成绩。“半路出家”，最后竟荣膺“高考状元”，同学们说这是一个“传奇”。
一个夏日的傍晚时分，村里的乡亲们听到丹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年高考文科最高分是崔士鑫这一消息后，都聚在他家的大门口表示庆贺。那时，崔士鑫刚刚赶海回来，挽着裤腿，扛着网具，惊讶于为什么今天家门口会聚起这么多人。弄清缘由后，他走进屋门，开始一个人吃留给他的晚饭……青春飞扬的采访足迹 湖光塔影，绮丽燕园，转眼成为记忆中的风景。1989年8月，作为班团支部书记、系团学联组织部长、学通社记者，崔士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做编辑、记者工作。
毕业初期，崔士鑫在群众工作部从事采编工作，主要从事舆论监督报道。揭露“人形何首乌制假”、披露“真假毛岸龙之谜”等报道，曾形成当时的新闻热点。采编工作之外，他还是人民日报大型文体活动的“金牌主持人”。从1991年起，他还先后兼任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团总支书记、团委副书记。兼任编辑部团总支书记期间，编辑部团总支被评为中直机关优秀团支部，作为先进集体代表，他受到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94年，崔士鑫到哈尔滨市采访一起医务人员索要“红包”、耽搁治疗，造成一名受工伤青年遭截肢的医疗事故。崔士鑫一到当地，先在外围采访了多位外科专家和医生，对事故中出现的违反医疗常规之处，做到心中有数。最后在与医院方面对有关事实进行核对时，尽管院方极不情愿这件事被报道出去，但对所有相关事实均无法否定。报道见报后，哈尔滨市纪检部门派出专案组进行调查，事件当事人也承认了3次索受“红包”和私自篡改病历的事实，受到了严肃查处。这篇文章获得人民日报好新闻一等奖。
到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成为时政记者后，崔士鑫特别注意研究在日常报道中挖掘“金子”。1997年初，他在有关部门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在查办的涉及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中，不少领导干部一开始是被所谓“大款”拉下水的，有人称之为“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对此，他到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权威材料，并以《公仆意识的错位——少数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透析》为题，提出了领导干部廉政建设中的一个亟须加以关注、解决的重大问题，并结合一些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稿件在《人民日报》见报后，国内多家媒体作了转发或摘发，对促进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提醒和挽救，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8年，崔士鑫受报社指派到河北省霸州市挂职锻炼，任协管招商引资和对外联络工作的副市长。1999年，任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法制采编室副主任、民主和法制周刊副主编、中央常备记者。2002年，任党建采编室主任、党建周刊与人才双周刊主编，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党建周刊、人才双周刊。田立国 9:38:12这一期间，崔士鑫认识到刚刚正式颁布不久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促进中国基层民主的重大意义，一直对村民自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采访，连续发表了多篇重头稿件，成为村民自治方面的“专家”。他到各地基层采访的报道，成为民政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村委会组织法执法检查组提交报告中的重要事例和执法检查线索。执法检查组领导成员在福建执法检查结束后，崔士鑫被特地邀请与领导小组成员一起讨论检查组准备正式向常委会提交的报告。这些报道也成为许多研究村民自治的专家学者们在论著或论文中经常引用的经典案例。
牛玉儒是中央提出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后，推出的第一个重大典型，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都非常重视。2004年11月，崔士鑫被派往内蒙古，参加对牛玉儒先进事迹的采访。但从派出采访到刊出，只有十来天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这次典型采访与以往不同，对各新闻媒体一律不提供系统的文字材料。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在短短10天时间内，崔士鑫与中央采访组的同志们一道，行程上万里，对牛玉儒同志生活和工作过的通辽、包头、呼和浩特等地进行了认真的采访，召开了大小十几场座谈会，采访了他的同事、亲友和有关的群众上百人次。为了了解牛玉儒从小生活的艰苦环境，反映出他本色不变的思想经历，他们特地到他小时寄住过的二叔家——通辽农村进行采访。因道路泥泞，大家只能乘马车前往。由于马车坐不下全部人员，崔士鑫主动和一些新闻单位的同志在泥泞的田地里跋涉了一个多小时。自己还因摔倒擦伤了手臂。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他自己主笔的第一篇稿件，先后获得了报社好新闻一等奖和精品奖。与同事合作的一组稿件，还获得了刘云山等中宣部领导的表扬和读者的好评。
几年间，崔士鑫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除台湾以外的33个省市区和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三峡工程移民工作的长篇通讯《三峡人•三峡魂》，反映时任河南杞县县长、焦裕禄同志的儿子焦跃进的长篇通讯《“他真像当年的焦裕禄”》，反映邓朴方与张学良会面的特写《桑梓情浓》，反映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我国第一个到南极考察的女科学家金庆民等感人报道，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崔士鑫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专业采访报道学》的作者之一，并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新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 成果来自于汗水。作为人民日报中央常备记者，崔士鑫还要担任日常报道，并在很长时间内任夜班主编。他在版面上创办的“有感而发”、“时代热评”栏目，和以“士心”笔名撰写的大量署名评论，享誉报界。雪域高原上的新闻尖兵 才情和梦想是一个人的两翼，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2007年7月，肩负人民日报社的重托，崔士鑫被派遣到西藏从事援藏工作，任西藏日报社党委委员、第一副总编辑。到西藏短短两年时间，崔士鑫已走遍了西藏全部7个地市，带队采访了全藏74个县区中的46个。
2008年3月14日，连续保持了18年稳定局面的西藏，发生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一时间，“圣城”浓烟四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心惶惶，形势极为紧张。 这一突发事件发生时，崔士鑫刚刚在北京安排完西藏日报社领导一行在北京的走访活动，还没有来得及正式休假。接到消息后，在航班刚刚恢复正常的3月18日就马上返回拉萨。当时拉萨街上被烧的汽车残骸等还到处可见，编辑楼的夜班平台上，还摆放着报社职工用于自卫的棍棒。印好的《西藏日报》无法及时运出，一连几天，都有专车护送当天印好的《西藏日报》到区党委、政府机关和机场等地，向外界传达西藏的声音。 回拉萨后，崔士鑫不顾高原反应的危险，当晚就开始值夜班，与其他社领导一起组织编发揭露拉萨事件真相、反击达赖集团造谣污蔑的稿件。随后，按党委安排，由崔士鑫牵头组织了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煽动拉萨事件险恶用心、从宗教角度揭批达赖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共计12篇系列评论员文章。为及时、高效地完成言论写作任务，他在短短10天内，带头撰写了4篇评论员文章。《西藏日报》有关揭批达赖的言论文章，经中国西藏新闻网刊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也专题进行了点评和表扬。
与此同时，崔士鑫还积极参与和组织《西藏日报》的安保工作，担任西藏日报社干部职工应急预备总队的副总指挥，对报社编辑大楼、印刷厂等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