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企业党建参考报 责任编辑：许肖辉 时间：2010-07-02
李忠效作客本报
2010年6月28日，本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海军作家李忠效（笔名钟笑）为本报撰写的特稿《沈安娜：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女情报员》，引起读者热烈关注，多家媒体记者提出要采访他，均被他婉言谢绝。日前，李忠效欣然接受了《企业党建参考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种人物传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
记者：沈老逝世以后，很多媒体做了报道，但是网上出现的关于沈老的新资料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同小异，您是沈老传记的作者，掌握的资料应该是最多最权威的吧？
李忠效：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首先要纠正一个说法，我写的沈安娜传记，并不是她个人的传记，而是她和她的丈夫华明之两个人的传记。他们二人是红花和绿叶的关系，从沈安娜参加革命做情报工作开始，华明之就是党组织派给她的交通员，一直到1949年沈安娜奉命安全撤离，长达14年之久。沈安娜获取的重要情报，绝大多数都是由华明之筛选、密写、传递出去的。所以说，没有华明之的协助，就没有沈安娜的成功。
记者：有一个问题，可能有点八卦，但是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会找到您为沈老和华老写传记？
李忠效：这种人物传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为什么找我？简单地说，我可靠，很靠谱。首先是政治上可靠，其次是业务上可靠。国家安全部里面的事情，充满了国家机密。虽然华老已经去世，沈老也早已离休，但是很多历史事件还没有解密，如果让一个地方上的作家来写，政审这一关就很麻烦。而我是部队的师级干部，有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政治上绝对可靠。写这种老革命的传记，既要有丰富的党史知识，又要有丰富的写作经验，两者缺一不可。
在我介入此事之前，曾经有工作人员承担了为沈老和华老写传记的任务，前后写了三年，数次易稿，沈老和家人一直不满意。原因是这个作者不知道怎样写人物传记，他只是把沈老和华老的回忆录与某些中央特科的资料进行排列组合。三年间，他居然一次也没有对沈老进行深入的采访，没有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根本不像是人物传记。就在这个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沈老和她的家人。他们看过我此前出版的作品，认为我政治上可靠，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所以选择了我。
记者：您看过前面那个人写的书稿么？
李忠效：没有。沈老的女儿华克放认为，没必要看，她向我推荐了一些参考书目。我首先认真研读了沈老和华老的回忆录《我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回顾》。这份回忆录大约有五六万字，主要谈他们的情报工作经历、经验和体会。根据这篇回忆录中的线索，我第一次采访沈老，就提了几十个问题。开始我还担心，沈老年纪大了，当时已经快90岁了，身体又不好，这么多问题，她会不会烦呢？结果老人很高兴，她认为这才是做学问的态度，这才是当作家的基本素质。采访的同时，我又重新研究了中共党史，阅读相关的资料，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前后加起来大约有100多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很快就写出了20多万字的初稿。
“写传记的过程，是一次精神洗礼的过程”
记者：写这种稿子的感觉，与写别的稿子有什么不同？
李忠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写传记的过程，就是一次精神受到洗礼的过程。为写此书，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隐蔽战线的书籍，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现在说“受教育”之类的话好像不时髦了，但是我确实受到了教育，并使我对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肃然起敬。
记者：能不能具体地说说，因为什么对他们肃然起敬？
李忠效：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革命前辈，特别是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前辈，大都是知识分子，起码是初中以上文化，在那个年月，能读得起书的人，家庭一般都比较殷实，不会衣食无着，他们逃离家庭，甚至背叛家庭，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毅然参加革命，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侵略，为了什么？为的是一种信仰，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为的是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些人要比那些没有文化、没有饭吃，懵懵懂懂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更令人尊敬。沈老和华老就是这种有文化、有信仰、有理想的革命前辈。
记者：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在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厮杀，有什么区别？
李忠效：我觉得，那些在“白区”与敌人斗争的人，与那些在战场上和敌人面对面厮杀的人相比，更不容易。他们大都是独立作战，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考验，比那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在那种刀对刀、枪对枪的战斗中，可以拼个一时痛快，而在隐蔽战线上，为了潜伏，只能“引而不发”，必须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隐藏起来，甚至还要曲意奉承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更不要说那随时都可能降临的被捕的危险了。一旦被捕，就会遭受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子，比在战场上被流弹打死要痛苦得多。所以，地下工作者的意志要更坚强。不少在战场上很勇敢的人，在被捕之后叛变投敌，就是很好的例证。